朱元璋也曾“均貧富”

朱元璋青少年時的苦難經歷，對其治國理念的影響，除關注民生和群眾反貪外，還有重要的一點是“仇富”。接受西周以來的民本思想朱元璋沒什么文化，但那種“朕本農家”，“朕本農家子”，“朕本布衣，起于淮右”的草根念頭深深扎根在他的頭腦中。這些話他幾乎是經常掛在嘴邊。他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體會到君、臣、民三者之間的關系，君主是“上天”“為民”而設，官員是君主為“民”而設的，所以，天下官員要體會君主的愛民之心，關心百姓疾苦。據此，他一再告誡官員們說，君臣上要“畏天”，下要“畏民”。由于元朝統治者將全國居民分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以至于“眾以暴寡，強以凌弱，巧以取愚，詐以騙良”現象十分普遍猖獗，使得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升斗小民生計困難，無時無刻不在生死的邊緣掙扎。入明以來，貧苦百姓面對貧富差距導致的遭富戶強勢欺壓，在忍無可忍之時，就群起反抗，群體事件此起彼伏，造成社會動亂不安。倘若地方官又“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局部動亂就可影響一片，危及政權。所以朱元璋說：“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朱元璋在位年，僅《明實錄》記載的一般性群體事件有起(不含武裝暴動)，人數最多的一起是發生在洪武十四年(年)的福建福安縣，有余人參加，抓捕了人，才壓了下去。在朱元璋看來，這正是由于官員們對貧富差距的熟視無睹麻木不仁才導致的。于是“令嚴法禁”，凡是沒有很好執行“右貧抑富”政策的一律罪之不恕，嚴懲不貸。嚴禁“強凌弱，眾暴寡”朱元璋認識到人是自私的，必然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為此，會不擇手段。針對人性的貪婪，朱元璋是先禮 (告之)后兵(嚴懲)，洪武三年(年)二月，他特地召見各地富民，告諭他們：“汝等居田里，安享富稅者，汝知之乎……毋凌弱，毋吞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母，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如此則為良民。若效昔之所為，非良民矣。”然而，皇帝的告誡并不能從根本上消除豪強勢族仗勢欺壓弱者，以及“有田而不輸租，有丁而不應役”的現象。明代為了解決農戶長途繳稅帶來的困頓，實行糧長 (北方設“大戶”，職同糧長)制度，在基層擔任糧長的全都是田多富戶，這就使得豪強勢族很容易與基層官吏勾結起來，他們上下其手，總有辦法將賦稅徭役轉嫁于佃戶、貧民。對此，朱元璋從嚴打擊，如浙江嘉定縣糧長金仲芳勾結官府，“巧立名色”種欺詐小民，千方百計剝民害民以肥私。明律規定，倘若糧長勾結官吏收糧違規，糧長杖至，里長杖，吏員處絞刑。倉庫吏員多收入庫，杖再以“坐贓”罪論處。給國家多征稅了也不行。因為如此會加重小民負擔，使貧者愈貧。明律規定富民毆打奴婢判刑，毆打致死處絞刑。富人仗勢娶奴婢為妾杖，判離。官員私用民力，每私用一名杖。官員威嚇平民索禮，退還財物，以盜竊罪加一等論處。濫用職權拘捕民人，杖直至絞刑。百姓告惡逆罪地方官不受理，杖，并處年徒刑。如金華府推官張維一縱容皂隸毆打舍人，皂隸處斷手，張負連帶賠償；舍人是軍戶子弟，有明一代軍戶地位低賤。朱元璋的親侄子左都督朱文正部下糟害民女，被斷腳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