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西安名醫世家與一位上海支內姑娘之間回腸蕩氣的友情故事。年幼的她因這位上海"袁姨"的印象而有了深深的上海情結。
●后來袁姨回到上海的老城廂，等到再次去西安找他們一家時，卻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錯過。
●她的母親想方設法找袁姨，但直到離開人世也未能完成心愿。她通過晨報傾訴呼喚袁姨---
月日，讀者郭阿姨給我寄來一封筆跡遒勁、情真意切的信件，提到最近晨報傾訴刊登的《能續否，花季友情》（詳見月日A版）一文，她說自己是西安人，因種種原因，家里幾代人都有著深深的上海情結。如今她和丈夫已定居在上海，特別希望通過晨報的這個版面，尋找母親生前的舊同事兼好友，上世紀年代在西安支內的上海知青袁文娟阿姨。
很快，我見到了郭阿姨和她的丈夫李老師。漂亮開朗的郭阿姨特意帶來了珍貴的家庭照片，經她介紹，我才知道照片中的幾個娃娃如今都“術業有專攻”，大哥是陜西知識界的著名學者，郭阿姨本人是黨政機關的負責人，而小弟則是前不久曾在《申江報務導報》“招親”的雷老虎郭良，不僅是貨真價實的明星，更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
備受好評的上海姑娘
我出生于名醫世家，解放前父親在西安開設私人醫院，是當地第一位學有所成的西醫，解放后出任西安防疫站的站長。受他的影響，母親也有志于學醫，通過考試拿到了產科的行醫執照，出任西安北關婦幼保健站（位于北關正街，北關聯合醫院的前身）的站長。從我記事起，父母就都是大忙人。建國初期，百業待興，保健站的任務很繁重，因此盡管我年紀很小，母親還是整天背著木頭小藥箱出診，“狠心”地把我和哥哥關在家里。
母親當時有三位特別要好的女同事，四人中她排行最大，張阿姨排行第二，趙阿姨排行最末，而排行第三的就是上海來的袁阿姨。袁阿姨算得上是第一批支援西部、開發西部的“東部人”。那時的西安還很閉塞，外地人不多，而來自東海之濱的上海人就更稀罕。作為保健醫生，袁阿姨沒有半點大城市嬌小姐的作派，不分白天黑夜，一有病人家屬來找，背起藥箱就出發，其醫德和醫術都備受當地群眾的好評。在北關工作的那些年里，恐怕袁姨自己也記不清接生過多少小寶寶了，但我記得很清楚，小弟郭良正是在袁阿姨的精心照顧下呱呱墜地的。
李老師在旁邊插話：“五六十年代的北關屬于西安的‘落后’地區，出了城圈兒就是莊稼地。”郭阿姨也補充：“是啊，我小的時候聽說城外還有狼呢，所以袁阿姨和我母親每次出城給農村的產婦做復查，還要帶棍子防身。”想像著兩個年輕的女醫生深夜出診的情形，我的心一動，眼底有點潮乎乎的。
我還是得強調一句，袁姨那一代開發西部的上海知青，條件很艱苦，他們響應國家號召，是抱著一顆扎根農村、扎根邊疆的心來的，并不知道何時能回家鄉，也不清楚到底會遇到什么樣的考驗。不過，正像一部老電影《上海姑娘》所展示的，那時的人很單純、很樂觀，對于物質生活沒有奢望。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在西北一直工作到退休，好些連子女也留在了內地。
憑著我的百日照找到她家
成家前，袁姨一直住在保健站的二樓宿舍，自己開火做飯太孤單，她就經常和我家搭伙。據母親回憶，袁姨心特別細，三個孩子中對我尤其關注，只要我念叨一句想吃魚了想吃蝦了，她就會起個大早，四五點鐘跑到西安當時唯一的水產一條街———炭市街去買來鮮魚鮮蝦，燒好了大家吃。盡管在西安生活多年，她還是保持著上海姑娘愛吃零食的習慣，房間里儲備了不少上
海寄過來的糕點，可她自己卻不愛吃，最喜歡在我吃點心的時候，從我嘴邊搶下一塊來，說這樣吃著才香甜。我還記得一件小事。也許因為是醫生的緣故吧，母親平時總教育我們，不能挑食，五谷雜糧各有各的營養。袁阿姨好像不太愛吃胡蘿卜，有一次就當著我的面跟母親“抬杠”：“我說大姐，在你嘴里那胡蘿卜和白菜就好像人參一樣，那還有啥東西沒營養?。?rdquo;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資訊很不發達，上海因地理上的遙遠而顯得非常神秘。只要有人到上海出差，每位同事都會讓他捎帶吃的穿的。我家三個孩子，花費不算小，袁姨很體貼我母親，每次回上海探親都會給我們帶許多禮物，我上小學時還穿過不少式樣新穎的上海童裝。我最喜歡的一件白底藍花布拉吉，就是袁姨送我的生日禮物。還有那種壓成小金魚、小兔子形狀的兒童香皂，更是讓我舍不得用。
后來袁姨嫁人了，丈夫也是上海知青，在離西安一百多里的銅川鐵路系統工作。又過了幾年，袁姨就回上海了。年代末我父親到上海出差，還特意到老城廂登門拜訪她。據父親回憶，那場景也頗具戲劇性。他拿著寫有地址的紙條走進迷宮一樣的里弄，正想開口打聽袁姨，一抬頭，就望見某家墻上正掛著我一百天時戴絨線帽的一張照片，被放大到一尺二寸（那時普通照片的最大尺寸），他推門就進，心想肯定不會走錯門，因為袁姨特別喜歡我那張照片，特意將底片從西安拿到上海沖擴的。
郭阿姨和李老師對望了一眼，不禁同時嘆了口氣，她接著說：“自從那次之后，因我父親遭到了政治上的沖擊，全家下放，與袁姨從此就失去了聯系。”
年代初我父親被打成“走資派”，他主動申請下放到了西安的興平縣，即馬嵬坡的所在地。母親帶著小弟郭良陪他一起下放，我和哥哥則寄養在親戚家，全家都搬離了北關。小弟自幼體弱多病，父親在興平遇到一個精通武術的老朋友，就把小弟交給他做徒弟，本意不過是想讓他強身健體，卻沒想到他日后竟以習武為專職，“打”出了一片天地。這是閑話。
下放期間，母親聽老同事們說，袁姨曾專程回西安，到北關正街打聽我們全家的下落。但因為局勢亂哄哄的，她不得不失望而歸。這個消息讓母親難過了好些天，很擔心就此失去一位知心的朋友。
兩代人的尋親夢何時能圓？
郭阿姨的描述讓我對這位昔日上海知青———袁阿姨充滿了敬意，也特別想一睹其廬山真面目，就急切地問他們是否保留有袁阿姨的照片。郭阿姨先是點點頭，又趕忙搖搖頭，表情有點為難：照片在西安老房子里……
我家相冊里珍藏著一張袁阿姨年輕時的照片，迄今至少有多年了。袁姨本人身高適中（約有.米），瘦瘦的，長得既洋氣又干練。照片中的她穿了件中式立領緊身上衣，儼然一位年代穿旗袍的美女，當然更多了些書卷氣。難怪當年走在西安的大街上，回頭率特別高。即使是在今天的大上海，我覺得她依然“麗壓群芳”，氣質絲毫不輸于這些年輕的上海姑娘。
需要說明的是，我的祖母是浙江紹興人，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父親對水鄉、對上海都很有好感，所以才會給我起了個很南方的名字“阿娟”。通過和袁姨這位上海知青近十年的交往，父母更是對幾千里外的上海以及上海人青眼有加。我和李老師成家后不久，父親就去世了，我們接母親同住。丈夫經常有到南方出差的機會，他也非常理解老人的心情，每次都捎回不少南方的小吃。有次去揚州出差，在外面住了一個多月，母親正在西安的家里說著想吃南方的大閘蟹，他就提著一簍蟹推門進來了。記得那時候大閘蟹還沒這么金貴，元錢就可以買整整一大簍。
人一老就格外念舊。見我們三個子女都成了家，母親就格外掛念遠在上海的袁阿姨，總是念叨著想見她一面。盡管家里的生活條件有很大的改善，可每次聽說有人到上海出差，她還是點名要那種袁姨帶回來的核桃酥，這種點心相當便宜，但母親就是愛耍小孩子脾氣，老是說袁姨給她買過的點心才最好吃。等她都到了歲的高齡，因小弟郭良要在上海發展事業，她還動了遷居南方的念頭，為的就是在大上海找到自己的故交。
“然而很遺憾，母親歲那年因病去世，終歸沒能了結這個心事。”郭阿姨不禁淚光瑩瑩。
基于兒時的記憶，加上母親日復一日的嘮叨，我們三兄妹對袁阿姨都有著深厚的感情。也正是在這種情結作用下，小弟和我都先后選擇上海作為第二故鄉，在這里買房定居。一想到已和袁姨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我們“尋親”的心情就越發不能自已。但因為父母都已去世，除了知道袁姨的全名叫袁文娟，知道她以前住在老城廂，我們再沒有什么有價值的信息。上海畢竟有那么多人口，叫“袁文娟”的人大概不下數百位吧，找人還真像大海撈針，毫無頭緒。就在此時，我很偶然地讀到了晨報上那篇尋找中學好友的文章，眼前不禁一亮：如果能用這個方法找到朝思暮想的袁阿姨，那該多好啊！真的得到好消息，大哥和小弟再忙也會來一趟上海的。而我母親雖無法親眼看到這一天，但我和李老師已在上海訂了一處墓地，打算把老人家的骨灰請到上海。
我被郭阿姨一家幾代人的上海情結所打動，心里熱呼呼的，趕緊告訴她，前一個故事見報的第二天，兩位失散多年的中學好友就在晨報傾訴的幫助下通了電話。我也衷心希望袁阿姨能夠盡快讀到這篇文章，盡快和晨報取得聯系，盡快見到原來遠在西安的故交及子女。
細心的郭阿姨考慮到袁阿姨年事已高，還特地提供了家庭檔案里的“絕秘”信息。
袁阿姨如今估計已是歲高齡，不一定能堅持看報，如果她的家人給她讀報的話，我希望他們能提醒她，因膚色的關系，我大哥的小名叫“黑蛋”，小弟小名叫“（白）蛋蛋”，而我的小名就叫“娟娟”。盡管事隔多年，我相信袁阿姨是不會忘記這些熟悉的名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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