泓水之戰： 楚國和宋國巔峰對決 改變中國歷史的戰役 反映了春秋中期禮崩樂壞勢頭已出現

公元前年，宋國與楚國為爭奪霸權，在泓水發生了一次戰斗，楚以優勢的兵力、旺盛的士氣、有利的地理條件，大敗宋國，獲得全勝。泓水之戰后，楚國在中原的擴張已無阻力。

公元前年，由于西周最后一位君主周幽王昏聵荒誕，寵幸褒姒，廢王后申宜和太子宜臼，改立褒姒為后，封其子伯服為太子，由此而引發了一場周王室內部為了爭奪王位繼承權的內部權力之爭。廢后申宜父不滿王后與太子被廢，隨勾結北方的犬戎攻陷鎬京，擒殺幽王與褒姒，立廢太子宜臼為王，即周平王。

周幽王在位后期寵幸褒姒，曾上演過一出“烽火戲諸侯”的荒唐之舉，所以在犬戎攻陷鎬京之時，諸侯皆未前來救援。西周滅亡后，太子宜臼繼位為周平王，遷都洛陽，洛陽位于鎬京以西，所以后世稱為東周。東周雖然建立，但其權力威望已經無法比擬西周，天子對諸侯的控制已經基本上名存實亡。所以，從公元前年到公元前的年，中國歷史進入到東周諸侯爭霸的春秋時期。

公元前年，春秋時代第一位霸主齊桓公去世，齊國因君位繼承而引發內亂，公元前年，宋襄公出兵協助齊孝公奪得君位。同時，楚成王借齊國中衰、中原無霸的機會將勢力滲入中原地區。宋襄公不顧宋國國力尚弱，希望能以宋國的公爵地位壓制各諸侯國，與楚國爭奪中原霸主的位置。公元前年，春，宋、齊、楚三國君主會盟于齊，在宋襄公的堅持下，三國同意于同年秋在宋國召開諸侯大會。同年秋，宋襄公以盟主身份約楚成王以及陳國、蔡國、鄭國、許國、曹國之君在盂會盟，齊國和魯國推脫未參加。

宋襄公不顧公子目夷的建議，輕車簡從赴會，以爭取與會諸侯的信任，結果在會場上遭到楚成王的突襲被擒。楚成王挾之進攻宋都商丘，宋軍堅守，數月未下。不久，在魯僖公的調停下，楚成王于同年冬釋放宋襄公。宋襄公回國后，不甘受楚之辱，亦未放棄爭霸之心，不顧公子目夷和公孫固的勸說，于公元前年夏，聯合衛國、許國、滕國三國進攻依附與楚國的鄭國，以泄憤。楚成王為救鄭率軍攻打宋國，宋襄公遂即撤回迎戰。

商周以來，戰爭形成一種慣例，戰爭的目的不在于殺伐，而在于決勝負；所謂的春秋“無義戰”并非指戰爭過程，而是針對戰爭目的而言，所有的攻伐，都是領主階級為了獲取更多的土地、人口和資源。因此，春秋時期的戰爭相對于戰國時期和后世的征伐，并不是充滿著嗜殺和血腥。正如《淮南子》所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而且，商周以來戰爭以“成列而鼓”為主要特色，且崇尚“禮義之兵”；意思就是，作戰雙方，相互約好時間，地點，然后公平對決，分出勝負，不搞偷襲。這有點像原始的群落間攻伐，更像是約架。

所以戰爭開始時，宋軍已經先于楚軍在泓水北岸布好陣勢，而且也處于有利態勢，但宋襄公卻遵守“不排成打仗的陣列不能開始戰斗”的陳舊觀念，就像他從簡赴約一樣，始終以君子之風行事；在楚軍渡河之際以及渡河之后，尚未列陣之時，兩次拒絕司馬公孫固的建議，拒絕趁人之危。直待楚軍從容布好陣勢后才下令攻擊，以致大敗，襄公重傷，不久死去，宋國由此失去了爭霸的實力。

首先，就泓水之戰的起因來說，公元前年，宋襄公以盟主身份約楚成王以及陳國、蔡國、鄭國、許國、曹國之君在盂會盟。不過，在這一次會盟上，宋襄公因為沒有帶領多少護衛，所以被楚成王挾持了。數個月后，在魯國等諸侯國的壓力下，楚國最終釋放了宋襄公。由此，對于宋襄公來說，自然不甘受楚之辱，于是選擇合衛國、許國、滕國三國進攻附楚的鄭國。面對宋國、衛國、許國、滕國等諸侯國的聯軍，鄭國自然難以抵抗，趕緊向楚國求救。楚成王在獲得這一消息后，選擇率軍攻打宋國，以此“圍宋救鄭”。

在楚國大軍出動后，宋襄公立即從鄭國撤軍，并且在泓水迎戰楚軍，也即爆發了泓水之戰。在泓水之戰中，宋國的軍隊已先在泓水北岸布好陣勢，處于有利態勢，完全可以利用以逸待勞的機會來進攻楚國大軍。不過，對于宋襄公這位君主，依然遵守先秦時期“不排成打仗的陣列不能開始戰斗”的觀點，所以在楚國大軍渡河之際及渡河后尚未列陣之時，宋襄公兩次拒絕了趁勢進攻對方的機會。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是在戰國時期，面對楚國大軍渡河之際及渡河后尚未列陣之時，另外一方一定不會錯失這樣的良機。

在錯失了進攻楚軍的良好時機后，宋襄公一直等到楚國大軍從容布好陣勢后才下令攻擊。值得注意的是，楚國在春秋時期是可以和齊國、晉國長期爭霸的大國。與此相對應的是，宋國在楚國面前，只是一個中等的諸侯國。在軍隊數量和戰斗力上，宋國軍隊都無法和楚國軍隊相提并論。所以，等到楚軍從容布好陣勢后，宋軍的進攻幾乎沒有什么效果。在巨大的實力差距下，楚國大軍迅速反擊，從而擊潰了宋國大軍。在泓水之戰中，宋襄公還身負重傷，于次年去世，可謂損失慘重。

最后，泓水之戰發生在齊桓公和晉文公之間的一個歷史階段。在泓水之戰中，楚國因為重創中原地區的宋國，加上晉國還沒有和楚國正面抗衡，所以楚國在中原的擴張已無阻力。在其后數年間，楚國勢力一度達到黃河以北。當然，等地晉文公重耳即位后，晉國實力得到增強，從而在城濮之戰中擊敗楚軍，這才遏制了楚國的擴張勢頭。與此相對應的是，就宋國來說，因為泓水之戰的失利，從而徹底成為春秋時期的二流諸侯國。也即在之后的很長一段歷史階段內，宋國的存在感可謂越來越低了，并且因為夾在晉國和楚國之間，所以難以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泓水之戰規模雖不很大，但是在中國古代戰爭發展史上卻具有一定的意義。它標志著商周以來以“成列而鼓”為主要特色的“禮義之兵”行將壽終正寢，新型的以“詭詐奇謀”為主導的作戰方式正在崛起。所謂的“禮義之兵”，就是作戰方式上“重偏戰而賤詐戰”，“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它是陳舊的密集大方陣作戰的必然要求，但是在春秋中期，由于各國武器裝備的日趨精良，車陣戰法的不斷發展，這種作戰方式已開始不適應戰爭實踐的需要，逐漸走向沒落。宋襄公無視這一變化，仍然拘泥于“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等舊兵法教條，遭致悲慘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在泓水之戰中，盡管就兵力對比來看，宋軍處于相對的劣勢，但如果宋軍能憑恃占有泓水之險這一先機之利，采用“半渡而擊”靈活巧妙的戰法，先發制人，是有可能以少擊眾，打敗楚軍的。公孫固等人關于乘楚軍半渡泓水而擊的方略和乘楚軍“濟而未成列而擊”的建議，也體現了“兵者，詭道”、“攻其不備”的進步作戰思想，從而為后世兵家所借鑒運用。所以，《孫子兵法》也將“客絕水而來，勿迎之于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定為“處水上之軍”的重要作戰戰術。后世在作戰實踐中以“半渡擊”取勝的事例比比皆是，如柏舉之戰中夫概清發水半渡擊大敗楚軍就是典型一例。

泓水之戰的結果使得宋國從此一蹶不振，楚勢力進一步向中原擴展，春秋爭霸戰爭進入了新的階段。楚國在中原的擴張已經毫無阻力，在其后數年時間內，楚國勢力一度延伸至黃河以北區域，直到晉楚城濮之戰后，楚國的擴張勢頭才得以遏制。宋襄公為此，以付出生命為代價，成就了春秋最為幽默的一場“義戰”。另一方面，泓水之戰也反映了春秋中期，禮崩樂壞勢頭已出現，社會開始走向轉型的趨勢，隨后而來的的就是誠信，仁義的逐漸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