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紅軍是怎樣堅持走完長征路的？

長征女紅軍知多少

年月，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紅軍.萬余人被迫進行戰略轉移。

既然是戰略轉移，就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帶走。對于女同志參加長征，中央當時規定了個條件：一是共產黨員，政治可靠；二是有獨立工作能力，會做群眾工作；三是要身強體壯，能適應艱苦環境。

經過嚴格篩選和把關，最終確定參加長征的女同志共有人：蔡暢、鄧穎超、康克清、賀子珍、劉英、劉群先、李堅真、李伯釗、錢希均、陳慧清、廖似光、謝飛、周越華、鄧六金、金維映、危秀英、楊厚珍、吳富蓮、鐘月林、甘棠、肖月華、危拱之、李建華、王泉媛、李桂英、謝小梅、曾玉、劉彩香、丘一涵、吳仲廉、彭儒、黃長嬌。出發時，彭儒、黃長嬌因病留在蘇區，最后只有名女紅軍跟隨中央紅軍踏上了漫漫征程。

長征開始時，這些女紅軍組成由劉群先任隊長、金維映任政治委員的婦女隊，在中央縱隊工作團團長董必武、副團長徐特立的帶領下，與中央縱隊衛生部一起行動。到達貴州黎平后，編為干部休養連。其中一部分人因傷病、懷孕或體弱為休養員；一部分為工作組組員，擔任調查土豪、宣傳群眾、尋找民夫等任務；一部分則為政治戰士，主要任務是隨擔架行軍、做好擔架排和運輸班工作、穩定民夫情緒，以及打土豪、籌糧籌款等。

中央紅軍離開貴州后，謝小梅、甘棠、李桂英三人被留下參加地方工作。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后，吳富蓮、王泉媛、吳仲廉被派到紅四方面軍工作，并參加了西路軍，經歷了失敗、被俘等種種磨難。康克清、李伯釗等曾一度到紅四、紅二方面軍工作，后輾轉來到陜北。最終，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的名女紅軍中只有人勝利到達陜北。

月日，紅軍余人打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旗號，從河南省羅山縣何家沖出發長征，成為人數最少的一支長征隊伍。其中，周東屏、戴覺敏、曾繼蘭、曹宗凱、田喜蘭、余國清、張秀蘭等名女紅軍都是隨軍醫院的護士。戰斗中，她們不顧個人安危，轉移傷員，包扎護理，悉心照料。部隊缺少藥品，他們就到荒山野地里采集草藥，為戰士們療傷，被大家親切地稱為“七仙女”。后來，曾繼蘭、曹宗凱犧牲在長征路上，另外人堅持走到了陜北。

月日，賀龍、蕭克率紅二方面軍（紅、紅軍團）.萬余人由湖南桑植劉家坪等地出發，撤離湘鄂川黔蘇區，實施戰略轉移。

出發前，紅、紅軍團對部隊中的老弱病殘、婦女兒童及醫院、兵工廠等不便于長途行軍的人員與單位都作了妥善安置。隨隊長征的女紅軍只有李貞、陳琮英、戚元德、陳羅英、馬憶湘、蹇先任、蹇先佛等人。

這些女紅軍沒有單獨編隊，也沒有統一的組織，而是被分散在各個單位中。她們中有干部、機要員、宣傳隊員、護理員、炊事員等，有的是姐妹，有的是母女。

蹇先任帶著剛剛出生天的賀龍之女賀捷生踏上了長征之路。許多年后，賀捷生回憶道：“每天行軍時，母親怕樹枝劃了我，就用布袋子兜著我。她把布袋掛在胸前，這樣她可以時時照看著我。母親行軍時的搖晃，天上飛機的轟鳴，地上的槍炮聲，出生不滿個月的我，就是在這種奇特的搖籃曲伴奏下活下來的。”

年月，紅四方面軍近萬人撤離川陜蘇區，強渡嘉陵江，踏上了長達個月、漫漫萬里的征程。

在這支隊伍中，有中國工農紅軍歷史上唯一一支成建制的婦女作戰部隊——婦女獨立師。最初，婦女獨立師有多人，是長征隊伍中女紅軍人數最多的一支部隊，但損失也最大，最終到達陜北的只有多人。

年月，剛剛走完長征的婦女獨立師縮編為婦女抗日先鋒團，下轄個營個連，共余人，隨紅四方面軍總部踏上了無比艱辛的西征路。經過半年多的浴血奮戰，婦女團在祁連山全軍覆沒，只有數十人歷經種種磨難后重新回到了革命隊伍中。

刻骨銘心的苦樂記憶

在艱苦卓絕的長征途中，許多女紅軍犧牲在戰斗中，倒在行軍路上。有幸走完長征、最終見證了新中國誕生的人，也或因長期勞累、營養不良，導致終生不育；或因行軍不便，不得已將戰火中誕生的至親骨肉遺棄，一輩子生活在思念和愧疚當中。然而，經年以后，沉淀在這些女紅軍記憶深處的，除了艱難和困苦，更多的是那種以苦為樂的樂觀精神和革命必勝的信念。

長征途中，女紅軍的衣食住行幾乎都是最原始的。據劉英回憶：從中央蘇區出發時，她的全部家當就是一條毯子、幾件必備的換洗衣裳和大約夠吃天的口糧，所有東西打成一個背包。腰帶上掛著一個搪瓷缸，走起路來叮當作響。遇上陰雨天經常被淋成“落湯雞”，在嚴重缺水的地方則是滿身灰塵。

惡劣的自然條件和嚴重的物資匱乏，讓這些正值豆蔻年華的女紅軍性別意識越來越淡。長發是肯定不能留的，不僅是因為在作戰時要防止被敵人認出是女的，還因為基本的清洗都成問題，不少人的頭上都有虱子。對此，彭德懷曾開玩笑：“無虱不成軍，沒有虱子的不算長征干部!”每當宿營時，無論男女老少、職務高低，都有一項“必修課”——捉虱子。為了少受虱子之苦，一些女紅軍干脆剃成了光頭，加之長時間的營養不良，使不少女性的第二性征不明顯，隊伍里經常鬧出誤會，還曾發生過女紅軍寬衣解帶，讓當地婦女“驗明正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