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窮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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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高考，我考了縣里的文科狀元，被北大中文系錄取，我成為了母校建校六十年來第一位被北大錄取的學生。

1999年9月4日的早晨，日如薄紗，我和父親在北京站下了火車，沒有目的地順著人群走出車站。父子倆坐著綠皮火車，擠了十六個小時，從一片天大地大的皖北平原，來到了這高樓大廈之中，疲憊到了極點，同時又對自己格格不入的裝束感到很不安。

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我上身穿著一件長袖的白色襯衣，上面沾滿了灰塵，領口黑黑的一層；下面是一件褐色起毛的休閑褲，有些短，把人吊著；腳上是一雙劣質的黃皮鞋。最讓我放不下心的倒不是穿著如何，我所擔心的是手中拎著的那個塑料行李箱，那是我臨出發前在集市上花四十五元買的，因質量不好，在離家不到十里路的地方就完全裂開了。我父親不知從哪里弄來幾段零碎的繩子把它緊緊捆住，里面的衣服從裂開的縫隙中拼命往外擠，我擔心的就是它隨時都有炸開的可能。

來北京上學，是我第一次坐火車，按理，第一次坐火車對那個年齡的人來說，是有些興奮的，但實際情況卻讓我一點也興奮不起來。在合肥上火車之后，我拿著自己的火車票，在擁擠的人群里找到我的座位，發現座位上坐著一個孕婦。如何要回自己的座位，是我開始第一次真正處理一個問題。我怯生生地告訴那個孕婦那個座位是我的。那孕婦卻一句話也不說，像個小說家深沉地望著我一番之后，又開始像一個旅行家一樣雙眼望著窗外。面對著這種局面，我不知如何處理。我想告訴她我是北大的學生，我想告訴她，這是我第一次出門遠行，可我最終沒有說出口。在那片擁擠的空間中，我覺得那么不合時宜，最后我離開了，擠到了另外一節車廂里去。

就那樣盲目地在人群里站著，十六個小時的時間里，我連口水都沒喝上。父親比我更慘，他和一個同去的親戚被擠到餐車里，花錢買了個茶座，因為隨時可能要換地方，他不得不扛著那個裂開的箱子在人群里擠來擠去。十六個小時我幾乎沒有說話。我在聽著旁邊的人說話，我不知怎么插嘴，甚至說，我根本沒有想到去插嘴。我就是那樣地沉默著。這第一次火車旅行讓我到現在為止都害怕坐火車，就像小時候吃膩的食品，一遇到適宜的場景，便排山倒海一樣從胃里涌出來。

那時北大的文科生一年級的時候是要到昌平校區的，校車拉著我們父子直接開到了昌平西郊偏僻的園區。經濟上不允許父親在學校逗留很長時間，父親必須要當天趕回去。一下車，父子兩人就趕緊忙著報到，買生活用品。買完東西，父親留下了回去的車費，把剩下的錢全給了我，有三百多塊錢。

中午，父子倆在食堂吃了頓飯，覺得飯菜很貴，也沒舍得要什么菜，那算是我父親來北京吃的第一頓飯了。下午，父親要乘車去火車站。我們父子倆站在園區的那片槐樹林里等校車。等車的時候，父親說你不要不舍得花錢，該買的東西買，該添置的添置，又說了一陣諸如照顧自己，不是在家里，不要想家之類的話。接著我和父親便陷入沉默。沉默了一段時間后，父親慢慢地轉過身去，望著那長滿野草的球場和球場遠處的樹林。我看見他抬起手去擦自己的眼睛，過了半天，等他轉過頭來再看我，我發現他眼睛里依然殘存著晶瑩的淚滴。一陣悲傷的情緒從我心中不可抑制地涌出，說來好笑，那時我差點說出一句話：“爸，我想跟你一起回去。”

幾年后，我在《魯豫有約》節目錄制現場，重新回憶到這個父子分別的場景，還是忍不住辛酸落淚。

我知道當時父親為何落淚，在所有的學生里我顯得那么弱小，穿的不像樣，買的東西也都是最簡單的。他走后，擺在我面前的是茫茫未知的大學生活，而所有的生活費只是那微不足道的三百多元。

后來我堂兄寫信給我，說我父親是第二天下午趕到家的，那天正好是我堂兄考上安徽農業大學擺酒請客的日子，包了一場露天電影，放映員反復提到我們兄弟二人的名字。我父親風塵仆仆地趕到酒桌上，眾人端起酒杯，等我父親說話。堂兄說，所有的人都用期盼的眼神看著父親，他們都在等著父親講講偉大首都北京，講講萬里之外風光的我。